七十年代中日建交详细过程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这使长期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十分被动，它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在这种形势下，有政治远见并勇于行动的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确地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当时是新华社国际部的编辑，负责编写田中组阁的新闻。初稿写得极为简单，送周总理审阅时被退了回来。总理批评编辑没有跟上形势，未能把田中讲话的积极而重要的内容写进新闻。经过学习总理指示，重新写了一条内容丰富的田中组阁新闻稿，引述了田中首相有关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讲话，引用了大平外相有关“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等谈话内容。 重新编写的新闻稿送审后，周总理很快就批发了。但在即将发稿时，总理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来，指示要在新闻中加上在野党的反应，因为日本在野党为中日复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总社在1972年7月8日发表田中内阁组成的新闻后，周总理便在9日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特意提到中日关系。他说：“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周总理的这番话，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7月18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并通过文件说：“为了谋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开始进行负责的会谈，是当务之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经过中日双方会谈，于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亲自抓有关田中组阁的新闻，抓的不是一篇新闻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复交的时机。 在复交谈判过程中，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周总理引用《论语》中“言必信，行必果”题词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题了日本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的名言“信为万事之本”回赠周总理。田中首相还在色纸上写道：“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对周总理的风格深表折服。 历史性的时刻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气爽，枫叶如丹。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这一仪式访问了日本。我作为记者团的成员，随邓副总理一同访日。 从甲午战争起的50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损失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蒙受了难以计算的财富损失。这种黑暗时代随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结束。但从法律程序上说，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间才是名符其实地结束了战争状态。而举行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二战后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参加条约批准仪式，确实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和大事。总社对这次报道极为重视，派出以曾建徽同志为首的强大的报道组随行采访，住在与东京赤坂国宾馆邻近的新大谷饭店，昼夜奋战。 10月23日，这一时刻来到了： 9时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国宾馆举行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 10时30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举行； 12时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宫正殿竹厅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 15时30分到17时25分，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第一次会谈。 我们记者组紧紧地盯着每个情节，紧张地进行采访，每个人都为有幸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大事而兴奋。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的会场中央，放着由白色、黄色的菊花和红色石竹花组成的日、中两国国旗。黄华外长和园田直外相坐在用绿色呢绒罩着的大长桌后面，在批准书上签字，然后交换批准书。接着，福田首相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讲话，举杯共庆条约的生效。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副总理和福田首相相互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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