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的人物评价
出色的政绩使项怀诚赢得了中央领导的欣赏和人民的信赖，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朱镕基总理提名并获人大高票通过，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
刚刚“如履薄冰”地站到财长任上的项怀诚，所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极为险恶。那是一向乐天派的他一生中惟一要靠药物来维持睡眠的一段时间。1998年，金融风暴对整个亚洲的影响仍在继续，在它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明显放缓，我国国内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物价水平继续走低，职工下岗人数有所增加，内需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为0.6%，几近为零，而1997年的这一数值为21%。当时的经济形势一如项怀诚所说，“就好像开汽车，脚在油门上使劲踩，就是上不去。”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在此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之时，我国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华南、华中大水灾。为了巩固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确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由适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此时的财政部长，无疑处于波峰浪谷的最前沿，但历史既然选择了他，他只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 1998年6月16日，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我国应当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项怀诚调回财政部的前一年，即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是580亿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比上一年减少100多亿。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从此，项怀诚的名字就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弊纷争联系在了一起。理论界围绕是否应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多次激烈争论，问题主要针对“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是否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以及“国债风险”等方面提出。作为这个政策的执行者，项怀诚在财长任上的每一年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工作。虽然他一再解释这些国债都是用于建设性的开支，没有一分钱用于运转性的、经常性的开支，而且所投资的领域也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他得到的评价依然是毁誉参半。
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但它也迅速带领中国走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增速大幅扩张。有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朱镕基总理曾评价“这届财政是最辉煌的一届”。项怀诚在财长任上这五年，我国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由项怀诚出任部长时的九千多亿达到了他离任时的两万多亿。 项怀诚有两个特点人所共知，一是好学，一是会说。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或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有空，项怀诚都是手不释卷。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很注意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尽管项怀诚有着惊人的好记性，但他却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的笔记本在财政部相当有名，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数字和情况，甚至一个商标、一张照片都被他收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一旦需要，则能信手拈来。几十年来他到底记过多少本笔记，自己已经无法计算。“文革”时，造反派要调查某位同志的所谓“问题”，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竟然想到要从项怀诚的记录中寻找什么蛛丝马迹，他的笔记本已经具有档案的作用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防“惹是生非”，项怀诚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下子烧掉了60多本笔记。在他办公室的书橱中，笔者见到了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的大小不等的二十几本笔记，而在他的旧办公室中，这样的笔记本有十几箱。
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项怀诚能成为财经专家，全赖于他这种好学的精神。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它不玄，很多都要从实践中学习。”读书之外，项怀诚不放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学习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人思想非常活跃。项怀诚经常在下班后与他们聚会、聊天。海阔天空的漫谈使他感到思路大开，大受裨益。他还喜欢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研讨会，他觉得“只要有心学习，参加研讨会比上大学收获还大”。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项怀诚逐渐形成了自己雄厚的理论功底，如今他已经是财政部财政科学所的博士生导师。 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使项怀诚总是能够站在理论的前沿，走在改革的前列。他原先任职的财政部综合司担负着研究宏观经济、财税改革及管理预算外资金等重大任务，号称部长们的“参谋部”。还在综合司当副司长时，项怀诚就总是以他超前的目光，紧密跟踪改革动态，及时向司里、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任务，准备找综合司研究，综合司已交出了一份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研究报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项怀诚备受鼓舞，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并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出版了。多年来，项怀诚经常在《人民日报》、《求是》及《财贸经济》等报刊上开专栏、发表文章，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做过有价值的探讨。如《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2.5.11）、《十羊九牧的思考》（《人民日报》2001.4.26）、《新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求是》2001.5）、《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2002.12.23）、《只留清气满乾坤》（《人民日报》1999.9.2）等。他所著《财政管理学》一书还得过国家图书奖，这在高层领导中并不多见。 熟悉项怀诚的领导和同事公认他是一个学者型官员。据曾任项怀诚秘书、现为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的王保安同志说，本来调任自己当秘书时是不想去的，后来听说是给项部长当秘书，就乐意了，“因为他是学者型领导，跟着他能够捞点东西回来。”果然，项怀诚不仅以自己的好学言传身教，还主动支持王保安读博士学位。“碰上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好说的，”王保安顽强拼搏三个半月，就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博士研究生。
广博的知识还成就了项怀诚出名的好口才。2002年11月，项怀诚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并发表演讲。11月22日，香港《文汇报》用《世界级财长发挥项氏幽默》来命名它的一篇报道，并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话：“中国有世界级的总理，也有世界级的财长”。11月29日香港《大公报》一篇名为《项“财爷”讲演无闷场》的文章这样形容他的讲话，“完全不用看讲稿，谈笑风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头到尾笑声不断”……有一次，记者请他对李登辉的一句话——“第三次金融风暴将由人民币贬值引发”发表评论，他马上答道：“李登辉先生的话不值得我评论，因为他经常说错话。”顿时满堂喝彩，掌声如潮，在座无不为他的机智幽默所折服。
项怀诚1963年进入财政部，从科员、副科长、副处长、副司长、副部长一路走来，直到1998年担任财政部部长，用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讲，项怀诚“是历任财政部长中惟一一个在财政部历练多年，财政部培养出来的，有魄力、实践经验丰富、擅长解决疑难杂症的财政专家。” 人们称项怀诚“平民高官”，这位平民子弟对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在办公室见到的他，一改电视上西装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蓝衬衫，更普通的深蓝色夹克，形象一点儿都不光鲜。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当了副部长的他家中还没有电话，并且还和别人合用着厨房和卫生间。有一次，姚依林副总理的秘书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电话号码，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里根本没有电话，这之后才在宿舍传达室紧急装上。他要求下属要四勤：手勤、腿勤、脑勤、嘴勤，他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八点半才上班，他七点半就准时来到办公室，打扫房间、打开水、读书、学习。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年过花甲，几十年如一日。
2003年5月9日，项怀诚履新社保基金会理事长。这一职位和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工作具有联贯性。 截至2002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240亿元，而在未来十年内，这项积累将至少达到30000亿元以上。令人遗憾的是，社保基金的收益却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据公开的资料显示，社保基金2001年的收益率只有2.25%，2002年为2.75%，仅与三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相当。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潜在兑付高峰的威胁，社保基金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升值压力。
这次，项怀诚又面临着与1993、1998年相类似的艰巨而复杂的局面。今年4月9日，项怀诚终于有话要说。对于社保基金这份“老百姓的养命钱”，项怀诚一再强调要选择最谨慎的方法让它保值增值，但他又宣布，2004年社保基金将增加股票投资的比例，从2003年的5.1%提高到15%,并且理事会还将择机投资海外市场。看来，65岁的项怀诚绝不是来社保基金会养老的，对他来讲，这个岗位仍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项怀诚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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