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的课文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课文：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首诗。母亲一念完那首诗，眼睛亮亮地，兴奋地嚷着：“巴迪，真是你写的吗？多美的诗啊！精彩极了！”她搂住了我，赞扬声雨点般落到我身上。我既腼腆又得意扬扬，点头告诉她这首诗确实是我写的。她高兴得再次拥抱了我。
“妈妈，爸爸下午什么时候回来？”我红着脸问。我有点迫不及待，想立刻让父亲看看我写的诗。“他晚上七点钟回来。”母亲摸着我的脑袋，笑着说。
整个下午我都怀着一种自豪感等待父亲回来。我用最漂亮的花体字把诗认认真真地誊写了一遍，还用彩色笔在它的周围描上一圈花边。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悄悄走进饭厅，满怀信心地把它放在餐桌父亲的位置上。
七点。七点一刻。七点半。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实在等不及了。我敬仰我的父亲。他是一家影片公司的重要人物，写过好多剧本。他一定会比母亲更加赞赏我这首精彩的诗。快到八点钟时，父亲终于推门而入。他进了饭厅，目光被餐桌上的那首诗吸引住了。我紧张极了。
“这是什么？”他伸手拿起了我的诗。
“亲爱的，发生了一件美妙的事。巴迪写了一首诗，精彩极了……”母亲上前说道。
“对不起，我自己会判断的。”父亲开始读诗。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诗只有十行，可我觉得他读了几个小时。
“我看这首诗糟糕透了。”父亲把诗扔回原处。
我的眼睛湿润了，头也沉重得抬不起来。“亲爱的，我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母亲嚷道，“这不是在你的公司里。巴迪还是个孩子，这是他写的第一首诗，他需要鼓励。”
“我不明白，”父亲并不退让，“难道世界上糟糕的诗还不够多么？”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冲出饭厅，跑进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失声痛哭起来。饭厅里，父母还在为那首诗争吵着。
几年后，当我再拿起那首诗，不得不承认父亲是对的。那的确是一首相当糟糕的诗。不过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因此我还一直在写作。有一次我鼓起勇气给父亲看了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写得不怎么样，但还不是毫无希望。”根据父亲的批语，我学着进行修改，那时我还未满十二岁。
现在我已经有了很多作品，出版了一部部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我越来越体会到我当初是多么幸运。我有个慈祥的母亲，她常常对我说：“巴迪，这是你写的吗？精彩极了。”我还有个严厉的父亲，他总是皱着眉头，说：“这个糟糕透了。”一个作家，应该说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自母亲的力量，这种爱的力量是灵感和创作的源泉。但是仅有这个是不全面的，它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所以还需要警告的力量来平衡，需要有人时常提醒你：“小心，注意，总结，提高。”
这些年来，我少年时代听到的这两种声音一直交织在我的耳际：“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精彩极了”，“糟糕透了”……它们像两股风不断地向我吹来。我谨慎地把握住我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哪一股风刮倒。我从心底里知道，“精彩极了”也好，“糟糕透了”也好，这两个极端的断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在爱的鼓舞下，我努力地向前驶去。
扩展资料：
本文选自人教版课标本五年级上册课文（课文录音由陆洋朗读）、鲁教版第八册课文、语文S版第十三册课文。文章记叙的是：作者在八九岁的时候，写了第一首诗，母亲的评价是：“精彩极了”而父亲则说：“糟糕透了”后来作者又写了好多诗、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每次母亲都说：“精彩极了”父亲说：“糟糕透了”。最后，作者终于明白了，不管是母亲的“精彩极了”还是父亲的“糟糕透了”都是对自己深深的爱。
作者巴德·舒尔伯格生于1914年3月27日，美国纽约州纽约城，逝世于2009年8月5日，享年95岁。作为国际知名的编剧、作家，由巴德·舒尔伯格担任编剧的好莱坞影片《码头风云》最为人知晓，该片的领衔主演是马龙·白兰度。舒尔伯格深受母亲阿狄娜影响。三十年代初，阿狄娜从莫斯科回来，带给儿子许多苏维埃短篇小说。由此，舒尔伯格熟读高尔基的《母亲》和《仇敌》，书里讲述工人运动，塑造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人形象；他又熟读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
他回忆：“深夜，我亮灯埋头苦读，多么希望有一天，我的作品可以列入类似的文选里。” 巴德-舒尔伯格17岁起为派拉蒙写宣传稿，吹捧一些明日之星，但是在好莱坞耳濡目染多年的巴德-舒尔贝格却成为了好莱坞审美取向和商业制作模式的彻头彻尾的反叛者。在达特茅斯学院接受教育之后，他开始是电影剧本审读员，接着成为一个电影剧本作家。
1937年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当共产党要他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反应党的教义而退党。1941年，27岁的舒尔贝格凭借小说《萨米如何飞黄腾达》出道，小说讲述了一个在纽约一家报社中打杂的小子如何凭借偷窃、说谎、欺骗等卑劣手段爬上好莱坞电影公司制作总监的宝座。
由于小说中有许多影射好莱坞大佬路易-梅尔的情节，令后者勃然大怒，扬言要将舒尔贝格驱逐出境。好在舒尔贝格的老爸B.P. 舒尔贝格当时位高权重，由于他的求情，路易-梅尔才没有追究。不过，这部小说令年轻的舒尔贝格一鸣惊人，尤其是他通晓的内幕之多，虽然令好莱坞感到好奇、着迷，却又不得不视他为“叛徒”。多年以后，在谈起处女作中的原型时，舒尔贝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所勾勒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方式。”
二战爆发后，舒尔贝格供职于CIA的前身“战略服务泯灭办公室”，空闲时间则撰写短篇小说，并拍摄与战争有关的纪录片。他是第一批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并用摄像机记录下其中惨剧的人。战后为纽伦堡审判收集证据而荣获陆军荣誉勋章。国际法庭放映希特勒的御用女摄影师里莱妮·雷芬斯塔尔作品时，舒尔伯格出庭作证，对照影片中的纳粹分子，并指证她的《意志的胜利》是帮助希特勒宣传纳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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