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托派”具体是什么
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等问题的大辩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陆续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区芳、梁干乔、宋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年4月，创办《我们的话》，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陈独秀等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坚持错误立场，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于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又纠集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攻击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3月，他们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两个托派小组织：王文元、王凡西等组织的“十月社”和赵济、刘胤等组织的“战斗社”。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的催促下，上述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联合举行大会，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1935年1月，中国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首领后，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仍有所批评，但主要地是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活动。由于托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的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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