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仪的人物轶事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介石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
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中统前身)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
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
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
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一天，我问他，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邓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即蒋介石）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
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邀我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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